吴耀宗小传--从“三自革新”到“三自爱国”

作者:沈德溶 发表于:2011-12-23 14:33 点击:

吴耀宗小传--从“三自革新”到“三自爱国”

1950年6月,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武装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同年12月16日,杜鲁门政府又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这就使当时仍依赖美国款项来维持的中国基督教事业面临了严重的困难(《革新宣言》中提出,应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而不是“立即”实现这一目标)。 12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耀宗先生及在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及团体的负责人崔宪详、陈文渊,涂羽卿、邓裕志等26人共同发表宣言,拥护这一处理方针,表示“作为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我们,是绝对不会受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威胁的。我们本着爱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心理,不但可以完全脱离美帝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经济关系,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在新中国人民的基础上,建立更健全的、更能为新中国社会服务的基督教事业”。

1951年1月15日,天风社举行年会,改选负责人员。耀宗先生再次当选为主席,此次年会通过了该社自养计划,决定不再接受外国的津贴,而从即日起立即自养,一方面紧缩开支,一方面吁请读者捐款。天风社是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基督教文字工作者在耀宗先生主持下,创办的一个基督教出版机构,出版《天风周刊》和《基督教丛刊》两种期刊,过去在经济上除发行收入外还接受国外团体通过基督教出版协会给予的补助款,现在毅然立即实现自养,这同耀宗先生的决断是分不开的。

当时有些人对耀宗先生倡导的三自革新一事尚有怀疑与不了解。有一位神学生写信给耀宗先生说:有些同学对耀宗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基督教为什么需要革新》一文反应不佳,该学生希望耀宗先生写文章及有所决定时,要象马丁•路德一样多作祈祷,他并说耀宗先生今天一言一行影响甚大,希望耀宗先生能为今日之马丁•路德云云。接此信后,耀宗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实则余从未作此想,我所作的一切不是自愿作的,是内心有一种力量,我欲逃避而不可能。”此外,也有些人对耀宗先生持批评态度,如顾仁恩,去青年会拜访耀宗先生,批评他说,“你对教会指摘太过”,但耀宗先生不为所动。

早在《三自革新宣言》草拟以前多时,耀宗先生就在灵里有感动。因此,自1950年1月19日起,他就决定将圣经从头再读一遍。一年之后,他在1951年1月 28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来心境较安舒,一切均听上帝安排,自己不再作主,不再将许多重担压在身上。成败得失,是非毁誉,不再萦怀。一切欲求均交托上帝,或得成全,或不成全,均听他决定。个人之生活、安逸亦不再为之忧虑。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30),就是这个意思。”

1951年4月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务宗派、各团体有15l位代表参加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  (在此前后,政务院有关部门分别召开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大学、医院、基督教出版机关及救济团体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根据政务院1951年12月29日的决定,鼓励基督教的自治、白养、自传运动,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使之成为中国基督徒完全自办的宗教团体。耀宗先生在会上作了《八个月来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总结》。在这次会上控诉了一些与帝国主义侵华活动关系密切的外国传教士。会后,耀宗先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中国基督教的新生》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参加这次会议的感想。就在这次会议上,基督教的一些全国性领袖倡议组织一个名为“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新的基督教全国性团体,来领导正在蓬勃展开的三自革新运动和基督教界的抗美援朝工作。耀宗先生被选为这一团体的主席。

1951—1953年这几年是耀宗先生参加外事活动十分频繁的几年.。几年内,他多次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和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等国际和平会议,奔走于柏林、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地。在这些会议上,他不但同一些老朋友(如加拿大的文幼章)重新晤首,而且又结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赫鲁玛特卡等著名神学家。出国途中经过莫斯科时,也曾去访问苏联东正教的尼古拉大主教,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东正教的情况。耀宗先生同赫鲁玛特卡教授之间的友谊尤笃,赫君对我国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极有兴趣,在和平会议期间多次请耀宗先生向他个人及参加会议的其他宗教界人士作介绍。他们都对之饶有兴趣。在1952年一年中,耀宗先生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的日子多达139天,几乎一年中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国外度过。但是,耀宗先生对于国内的教会还是十分关心的。

他曾同当时的耶稣家庭负责人敬奠瀛、董恒新、刘大作等作过多次长谈,耀宗先生建议他们“改家庭为教会”,“取消共同生活之限制,以适应新时代”。但他们当时未能听从耀宗先生的忠告。基督徒聚会处的负责人倪柝声也来访问过耀宗先生,谈他个人问题及教会问题。耀宗先生还在谈话中,向赵紫宸院长建议,改变过去燕京宗教学院“书院式”、“脱离现实”的研究方法,紫宸先生表示大体上接受耀宗先生的意见。

耀宗先生对于神学及神学院的工作十分关心。1952年1月15日,他在圣公会中央神学院结业典礼上应邀演讲,题为“怎样创造基督教新神学体系”,提出了他对建立中国基督教新神学体系的一些设想,大意为中国教会过去在神学上过分强调上帝的超越性,而忽略了上帝的内在性,今后对上帝的内在性应予重视。

为了集中力量办好神学院,自1952年6月起,耀宗先生又多次同当时担任广学会总干事的丁光训牧师商谈召开神学教育会议的问题。同年8月25日,在上海圣公会中央神学院内召开了华东神学教育座谈会,到会的有华东地区各神学院的代表,北京、重庆、广州、武汉四地的神学院也派代表前来与会,座谈会经过五天反复讨论和慎重研究后,一致通过了华东地区各神学院联合于南京的计划。联合计划公布后,全国各地教会领袖和信徒以及各神学院师生一致表示拥护。金陵协和神学院遂于11月1日在南京正式成立,耀宗先生被公推为董事会主席。

1954年起,耀宗先生应《天风周刊》之请,撰写了一系列讲章,总题为《因真理得自由》,共三章,各章题目分别为:“信仰与行为”,“谁把耶稣钉十字架”和“一切的善都从上帝而来”。全文长约6,700字,自1月5日开始动笔,2月16日始毕。

在那一年的7月22日至8月6日,在耀宗先生的主持下,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这是中国基督徒在走上“三自”的道路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也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空前广泛的一次大团结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计232人,来自全国各地,代表了62个教会及基督教团体。耀宗先生代表全国三自筹委会在会上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主要成就是,中国教会在人事、行政,经费等方面,基本上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基督教初步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耀宗先生强调指出,爱国与爱教是没有矛盾的,我们的主耶稣是热爱祖国的,爱国是我们基督徒作为中国人民应尽的本份,爱教则就是珍贵自己的信仰,爱护自己的教会。爱国爱教的道路体现了基督徒“只爱真理,不爱不义”的精神。为了团结全国更多的信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避免“革新”两字可能引起的“改革信仰”的误解,会议决定将“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并选出了以耀宗先生为主席,陈见真主教、吴贻芳女士、陈崇桂牧师、江长川会督、崔宪详牧师和丁玉璋牧师为副主席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来领导全国信徒进一步展开三自运动。从此,耀宗先生主持的三自运动在它的发展中揭开了一页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