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小传--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

作者:沈德溶 发表于:2011-12-23 14:33 点击:

北平、上海等城市的解放,使基督教人士生活在一个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崭新的社会里,从而使一些有识之士在思想中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基督教将怎么办?

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报》社会服务栏刊出了5个基督徒的来信,题为“基督教徒的觉醒”,主要意见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这封信刊出后,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应,不少读者投书社会服务栏,发表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社会服务栏选刊了5封来信,其中2篇是反对6月17日那封信的,3篇则是赞成的。社会服务栏的编辑为了慎重起见,请耀宗先生就此向题作一总结。耀宗先生允其所请,写了《基督教的改造》一文,刊于当年7月16日的《大公报》上据我所知,这篇文章:恐怕是解放后耀宗先生所写的第一篇有关“三自革新”的文章吧!

耀宗先生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肯定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这一事实。他写道:“在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者的确是利用了宗教来做‘侵略’、‘剥削’、‘愚化’中国人民的工具。在西国宣教师和宣教会的主观意念中,也许完全没有这样的企图;也许他们认为,他们到中国来传教,是完全出于纯洁的动机;然而,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究竟逃不出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能否认,遣送宣教师的国家,象美国,象英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国家,因此,他们所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当然也逃不出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的教会在现阶段中,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西国差会直接间接的影响与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说中国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完全没有关系,那是与事实不符的。”

那么,中国解放以后,基督教应该怎么办呢?耀宗先生指出了下列四点:首先,“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却是一件必须的事”。“其次,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再“其次,基督教必须认识现在的时代和它自己过去的历史”。最后,“基督徒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丰的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从卜述引文可见,早在1950年三自革新运动发起以前,’耀宗先生就已提出中国基督教必须实现三自的主张了。

耀宗先生不但写文章号召基督徒爱祖国和鼓吹实行三自,而且他和其他同工还为此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仅在1950年他在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青年会全国协会、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圣公会皖赣教区等教会团体举行的会议上就应邀作了多次演讲,有时讲“基督教与新时代”,有时讲“基督徒对新民主主义应有之认识”。耀宗先生还在当时他主持的青年协会书局中编辑出版了一套《基督徒学习丛书》,全套共13本,每本2万字。这套丛书得到同工同道们的热烈欢迎,广告刊出后,一天之内就被预约了1,200套。耀宗先生1949年11月编辑出版的《黑暗与光明》一书也大受欢迎,并于1950年2月再版。这本书搜集了他在过去七年内所写的短篇文章的大部分,多数是在1946年至1949年间写的,也选入了在 1942年至1945年间撰写的几篇《基督教讲话》,这些讲话是为阐发基督教教义而写的论文。全书共49篇。另有附录4篇,共约14万宇。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耀宗先生对当时时局的主张及对中国基督教发展前途问题的探讨。   

耀宗先生十分关心解放后的教会及教会工作人员,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教会遇到的困难。1950年3月 3日,他为了江苏、安徽两省一些地方的教会遭遇到的;困难,与邓裕志先生联名致函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他们两位都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要求对所收到的当地教会反映的三个案件进行调查处理。他还为圣公会云贵教区副主教黄奎元在昆明被逮捕一案,与朱友渔主教联名致电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要求调查了解,“如无罪即释放”。(据昆明同工告知,黄奎元是在1949年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后不久被捕的, 1950年3月,解放大军进城后获释——作者)此外,为了教会的利益,他也反对有些人利用讲道为反动派的行动辩护。1950年2月6日,台湾当局派飞机轰炸上海,造成发电厂部分被毁,人员死伤的后果,事后,上海有一位牧师在讲道时,却说上海的被炸,是因为上海人民“犯罪”。耀宗先生认为这种说法起了利用宗教为反动派开脱的实际效果,对此十分:重视,他为此同刘良模先生专门商讨如何工作,以纠正人民群众因此而对基督教可能产生的误解。

当时,基督教由于过去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而在不少地方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耀宗先生的办公室常常收到教会反映难处的信件与报告。作为全国政协的宗教界代表,他认为应为此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谋求事情的合理解决。因此,1950年4月,在耀宗先生的推动下,组成了一个“基督教访问团”去北方访问,了解教会情况,也向政府当局反映。访问团成员还有刘良模(全国政协宗教界候补代表,青年会全国协会主任干事)、涂羽卿(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吴高梓(刚刚辞去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总干事之职,改任卫理公会的职务)等。访问团于4月13日首抵山东省济南市。15日会晤当时山东省人民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商谈访问团在山东的工作事宜,但据说谈话“不得要领”。访问团遂离济去京,4月19日抵达。耀宗先生抵京后,先参加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4月21日,访问团在灯市口公理会召开座谈会,各地来京参加座谈会的同工同道报告说,在当地遭遇困难的甚多。4月30日,耀宗先生与刘良模、邓裕志(当时也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涂羽卿、崔宪详,王梓仲、赵紫宸、赵复三等人又与中共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座谈宗教问题。耀宗先生还同赵朴初、周叔迦,巨赞、马坚等宗教界知名人士共同商讨发表宗教界响应和大禁用原子武器宣言一事 (这一宣言于195u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十分忙碌。他很希望此次在京能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总理,把所了解的各地基督教面临的困难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并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下令保护基督教的活动。 5月2日下午一时,周总理在政务院接见了耀宗先生、刘良模、邓裕志、崔宪详,王梓仲、江长川、涂羽卿等基督教领袖(吴高梓牧师已因卫理公会工作原因先期返回上海),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陈其瑗副部长在座。耀宗先生等向周总理报告了基督教一般情况及目前的若干困难,时已五时半,由于时间关系,周总理提出下次约期再谈。  5月3日,耀宗先生与涂、刘、邓、崔及北京教会领袖共十余人在青年会商谈在下次会见周总理时如何提出具体意见一事,众人委托耀宗先生起草一份初步意见。耀宗先生遂于5月4日清早起床后写了一份《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当天晚上,并与刘良模,邓裕志两人在青年会商议如何修改这一文件。5月5日上午,又在青年会与涂、崔、刘,邓及北京教会其他同道共20余人讨论这一《初步意见》,《初步意见》内容涉及肃清帝国主义力量,登记、实现宗教自由、发还房产及宗教机构等问题。5月6日,应周总理之约,耀宗先生等再次去政务院会见周总理,参加者除上次七人外,增加了艾年三、杨肖彭、凌俞秀霭、凌贤扬、赵复三等人。此外除陈其瑗副部长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十余人也参加了此次谈话。此次谈话历时三小时余,主要讨论耀宗先生等提出的书面意见,谈话未得结论。需再作研究。为了更好的处理问题,耀宗先生在此次谈话后又于5月7日及8日先后同一些同工同道讨论《初步意见》的修正案,8日还同陈其瑗副部长也就此交换了意见。 5月10日,全国政协宗教组举行座谈会,座谈基督教情况,基督教方面参加者共16人,不少人发言中认为基督教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为肃清帝国主义力量,改变人民对它的印象,如此,则其他问题可迎刃而解,5月11日上午,耀宗先生又与涂、刘、邓、艾、赵复三、凌俞秀霭等讨论如何修改《初步意见》。下午,耀宗先生草拟了修正案,取名为《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并打印后即送请周总理阅;5月13日晚11时,周总理第三次约见,参加者共18人,除耀宗先生外,尚有刘良模、邓裕志、赵紫宸、陆志韦、崔宪详、涂羽卿、艾年三、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又名庞之焜)、赵复三、凌俞秀霭、陈文润、刘维城(道济医院)及天津的杨肖彭、霍培修等,提出修改后的意见书——《基督教今后努力之途径》,内容主要为:拥护共同纲领,肃清帝国主义,实行三自,经济、人才以不用外国的为原则,各地教会如遇困难,随时报请政府解决等。据耀宗先生事后对人说:“周总理态度非常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这次谈话持续了四个半小时,次日凌晨三时半方告结束。

5月15日,耀宗先生与涂羽卿、刘良模、艾年三离尿去西安访问。他利用乘车时间就在火车上再次修改《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一文。在西安访问座谈时,除当地教牧同工外,还有西北五省基督教推出的代表前来参加。代表中有的来西安后等候了一个多月,有一位甘肃来的代表,骑马而来,到西安后路费用尽,遂卖马将所得款项充当回程路费。代表中还有两人来自延安。耀宗先生在听取各省代表汇报情况及问题后,在讲话中指出:真正解决问题的不是访问团,也不是政府,而是我们基督徒自己。

5月29日返抵上海后,耀宗先生就为进一步修改《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一事终日忙碌。除6日3日出席青年会。女青年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上海传道人联谊会等七团体举办的有60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外,还多次同各教派各团体的负责同工交换意见。

当时,有些人对这一文件持怀疑态度,有的还以“修改”为名,提出实际上企图阉割文件主要思想的主张,耀宗先生对于有怀疑的,一一作了解释,但对于某些人阉割文件主要思想的意图则坚持原则,不予接受。   

1950年7月28日,文件经过八次修改后终于定稿并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包括耀宗先生在内的四十位基督教领袖担任文件的发起人,向全国同道发出一封公开信,号召赞同这一文件的同工同道们签名。各位发起人利用各种机会向同工同道们阐释文件的意义。崔宪详牧师在1950年9月 13日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干事退修会上曾说:“近日内将发表的宣言所提倡的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意义重大,如同摩西当日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虽有人不了解甚至埋怨,但吾人应不畏难,依靠上帝的话前进吧!”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发表了基督徒1,500令人发表宣言的消息,并在刊载宣言(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全文外,还用巨大篇幅将第一批拥护“宣言”的签名者名单全部登出。该报还特地发表了一篇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各地的许多报纸也都刊登了宣言的全文。在第一批签名的1,500多人中,包括基督教全国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的负责人、各地教会、青年会及女青年会的同工同道。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基督教内展开了,它将会改变百余年来中国基督教的“洋教”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