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小传--步入“建设教会”的新阶段

作者:沈德溶 发表于:2011-12-27 09:55 点击:

1954年7月—8月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明确指出,经过四年来的三自运动,“中国基督教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新中国的教会呈现了新生的气象”。今后应促成基督教各教会所有信徒的大团结,进一步开展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对各教会在信仰上、制度上、仪节上所存在的差别,则应采取互相尊重的原则。   

就在这次会议的前后,居然有一些人对耀宗先生进行谩骂攻击,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把“假先知”、“假使徒”、“不信派”等“帽子”接二连三地投向耀宗先生及其他三自爱国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狂风恶浪不断袭来,耀宗先生走三自爱国道路的决心并不为之所动。耀宗先生作为一个基督徒,对这些人仍施以爱心和宽恕,他力主邀请这些人参加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先后认识到自己对耀宗先生的亏欠,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改正。

为了使教会在新中国能更好地发光,当时好些宗派都进行了整顿教会的工作,合理调整机构,充实各级负责同工,进一步开展圣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执行委员会于1954年10月30日在上海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执委们一致推举耀宗先生为总会会长,接替已逝世的原会长邹秉彝牧师。在耀宗先生主持下。中华基督教会在整顿教会.健主制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为了了解基层教会的情况及困难,更好地为基层教会排难解困,耀宗先生同邓裕志女士、陈见真主教三人于1955年11月22日至12月23日,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去山东访问。他们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到了济南、青岛、高密、即墨、潍坊、聊城、馆陶等7个县、市,除了了解各地农村的一般情况外,还花了不少时间深入农村教会访问。他们三位在多处教会证道,同弟兄姐妹们亲切交谈,看到不少地方教会的宗教生活都正常进行,同工同道们热心事奉主,在生活上也以美好的行为为主做见证。当然,他们也看到城市教会中有些在自养方面还有困难,农村教会则有不少缺乏礼拜的场所,不少弟兄姐妹只好在自己家中聚会敬拜主,也有些教会中存在着不合主的教训的混乱现象。对于这些现象,耀宗先生等除了勉励弟兄姐妹们要多读圣经,明白真道,同心合意办好教会外,并向省、县各级政府有关负责干部指出有些地方的教产被干部学校,部队占用不还的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举动,要求政府严格按照政策处理。1956年11月10日至12月8日,耀宗先生和邓裕志女士两人又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同去安徽视察,此次共访问了芜湖、合月巴、蚌埠、怀远、蒙城、阜阳、临泉、凤台、寿县等 9个市县及6个农村教会。在访问芜湖和寿县期间,耀宗先生分别在主日礼拜时证道。耀宗先生等对安徽省的救灾工作、治淮及其他水利工作和某些城市的市政建设工作印象十分深刻。至于教会工作,他们在所到之处见到了不少教会都正常聚会,有专职同工负责,信徒乐意奉献,受洗人数增加,总的说来,情况是好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不少农村教会的聚会尚未恢复,教产被机关、团体随意借用、占用的不少,有些地方的干部还有禁止信徒奉献,拿走信徒的圣经、赞美诗的。对这些看到的问题,他们都提请省、专署、县各级政府负责人注意纠正。

1956年3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上,耀宗先生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六年来的三自爱国运动,“中国教会已经脱离差会的关系,成为中国信徒自己管理的教会;中国教会已经结束差会控制时期四分五裂的状态,团结起来了”。接着,耀宗先生指出:“我们基督徒根本的使命,就是为基督耶稣救恩的福音作见证。同时,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也要在所处的时代中,见证上帝的作为和他的旨意。今日,上帝在中国和中国的教会里已经成就了奇妙的大事,我们既然看见了,就不能不把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耀宗先生提出了中国基督徒应该在新时代所做的三个见证,这就是:“第一,实现中国教会三自的见证”,“第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第三,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的见证”。耀宗先生在报告中还向全国基督徒提出十件重要工作,号召大家同心合意,为完成这些任务而努力。这十件工作是:“第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第二,各有关教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本教会的组织机构、人事安排、事工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整顿”;“第三,成立一个中国教会自养促进委员会,全面考虑中国教会自养需要”;“第四,举行有关自传工作的研究会和进修会,交流、分享自传工作的经验”;“第五,大力鼓励著作,并协助各基督教出版机构,整顿组织,改进业务,提高质量,明确分工”;“第六,有计划地组织具备条件的同工同道,就神学、教会历史、教会事工等方面进行研究”;“第七,充分利用潜力,有计划地为中国教会培养更多的人才”;“第八,号召全国信徒在不同的岗位上,和各界人民一起,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第九,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基督徒和人民紧密地携起手来,促进国际友谊合作”;“第十,推动爱国主义的学习”。这些就是后来被称为“三大见证,十项任务”的具体内容。提出“三大见证,十项任务”的目的,是“把中国基督教会建设成一个同伟大祖国相称的教会”。可惜的是,这一号召提出不久,国内就刮起了一股“左”的政治风暴,基督教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耀宗先生虽然提出了这“三大见证,十项任务”,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也“只得无能为力”了。

尽管如此,耀宗先生还是千方百计为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而努力。1957年3月8日,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一篇题为《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的发言,发言中肯定了建国以来各级政府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好些问题。第一,“在全国若干地区里,还有一些教会没有恢复礼拜。原因之一,就是在土地改革期间,地方干部奉到上级指示,要教会暂时停止聚会。为了避免土改时可能引起的纠纷,这个措施的用意是好的。土改后有许多教会已经恢复礼拜,但也有些地方干部借口没有奉到上级指示,不许教会恢复礼拜。在小城市和乡村教会中发生得较多的是房屋和家具被机关团体占用、借用的问题。……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时也受到干涉。……有些干部对信徒的宗教感情不但不尊重,反而采取粗暴或侮辱的态度。……有的教会负责人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属会去探访或工作,也受到阻碍。”耀宗先生在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时,除了指出干部方面的因素外,也指出在我们教会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教会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有的教会被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混在里面,甚至被他们控制”,等等。第二,耀宗先生还指出,在贯彻宗教政策方面还有另一些“无形”的问题,那就是:“有些机关和学校对基督徒采取一种特殊的看法,……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被看作一个缺点,把宗教信仰列作落后因素之一”。他分析力何产生这种现象时,指出了两点原因:一是“由于有些人对宗教所抱的成见和这个成见所造成的对宗教信徒的歧视”,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社会上出版的“一些关于批判宗教的出版物的偏向”,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有不少的部分是“片面的、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一笔抹煞的”。耀宗先生在他的这篇发言的最后,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对宗教工作更加重视,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更多的、更有计划的、更有效的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应当在工作干部中进行,也应当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第二,“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在宪法第 88条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作者注:在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列为第88条)以外,考虑制订一些与贯彻宗教政策有关的补充条文。可以根据这几年来所发生的主要问题,来规定这些补充条文的内容。制定补充条文时,应当征求宗教界人士的意见。”

现在,时隔三十二年之后,我们重读耀宗先生的这篇发言,对于他所反映的当时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仍然感到十分亲切,有些三十二年之前发生的偏差,直到今天在一定程度上还继续存在,耀宗先生所提出的两点意见,不也同样是今天我们期望能得到实现的吗?

这篇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后,在宗教界人士中引起很好的反应,不仅基督教界不少人专诚到耀宗先生所住的饭店来拜访,“表示快慰”,还有两位天主教徒来对耀宗先生表示谢意,有不少青年还特地寄信给耀宗先生,“表示兴奋”。